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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京牛牛网址 不益看点 | 冯天瑜:“封建”概念是如何偏离正途的

“封建”概念是如何偏离正途的

文 / 冯天瑜

只有当一个民族用本身的说话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,吾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。

——暗格尔(Georg Wilhelm F. Hegel1770—1831):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第四卷

2002年夏,笔者访学德国,曾乘船旅走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,舟走间,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,多有灰色城堡挺直,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,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不益看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。面对此景,近二十年来不息思考着的“封建”概念辨析题目,骤然荟萃心头。

“封建”本为外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,意谓“封土建国”、“封爵建藩”,近代昔时在汉字文化圈诸国(中、越、朝、日)未生异义。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,日本的启蒙学者西周、福泽谕吉等于19世纪70年代,中国的厉复等于20世纪初先后以“封建”对译泰西史学术语feudalism(封土封臣、采邑领主),使“封建”衍为一个外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。“封建”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,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,强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。“封建”行为近当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,释义纷纭,表现了思维文化周围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,涉及概念与“所指”的实在性题目,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小我文、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有关,故对其考索探究、阐微决疑,既非细事,也非易事。

近代以降,汉字文化圈在对译泰西术语时,取音译、意译两法。音译所用汉字扬舍了字意,仅存字音,首着拼音符号作用,以模拟原语的读音,如以“逻辑”译logic,以“布尔乔亚”译bourgeoisie。音译不会引首词义错位,但也未能给译词挑供意义撑持,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释。然而,汉字是外意文字,一个汉字不光有语音,还有语意,包蕴着文化内涵,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有意译手段推介外来词。所谓意译,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,将字面意转换成相答的汉语外述,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(逻辑)和bourgeoisie(布尔乔亚),又意译为“论理学”和“资产阶级”,可由词形窥探内涵,从而为译词挑供意义撑持,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,掌握汉字文化的人能够不益看文索义,易于理解。自然,看文生义也能够诱发歧解,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义性和汉字的多栽构词法造成的。

意译又分两栽,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泰西术语,如“哲学”、“美学”、“体育”、“职守”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。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,中国人更风俗于此法。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,如“伦理、政治、周围、机器、权利、物理”等等便是。言其“成功”,是由于它们较益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、中外义的对接。如“物理”葡京牛牛网址,行为汉语旧名葡京牛牛网址,本义“万物之理”葡京牛牛网址,自明清之际至近代,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,意指一门近代科学(包括力学、声学、光学、电学等),内涵紧缩,特指性清晰了,然新名“物理”与旧名本义指使的倾向相相符,东西义顺手地实现涵化。

概念、周围的演变,是人类思维更革的外征,响应了知识量的扩大和意识过程的迁衍、强化。然而,由于概念古今转换、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题目,情形错综复杂,误植也时有发生。有学者指出,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钻研虽有收获,但在理解中也显现一系列文化错位,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往扭弯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,诸如“理性”概念的误读、“科学”的实用化、“辩证法”的降级注释、“实践”概念的变形、“解放”概念的附会,等等。①

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,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。一如“经济”,旧名本义“经世济民”,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“经济”,含义转为国民生产、消耗、分配、交换之总和,兼指撙节、俭省,与本义脱钩,新义又无法从“经济”词形推衍出来。②再如新名“玄学”,是借《周易》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,此新名之一义“超验哲理”,与旧名本义倾向相相符;但所含反辩证法的“静止论”、“死板论”、“外因论”之义,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使的倾向,也超出了旧名“形而上”的词形挑供的意义空间。③另如“解放”、“解放主义”,“小我”、“小我主义”等新名,在古今转换、中西对接的过程中,也在分别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、中西概念彼此遮盖的情形。“封建”为概念误植的特出一例。

日中两国译者先后在19世纪70年代、20世纪初以“封建”译feudalism,正本大体是实在的,由于“封建”的汉语古义(封土建国)与feudalism的西义(封土封臣)具有通约性。自然,中西封建制又有迥异,前者是“宗法封建制”,后者是“契约封建制”,但这栽迥异并不及否定以“封建”对译feudalism的基原形符理性。但是,时至20世纪20年代以降,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泛化封建不益看的传入中国,将以“君主独裁”和“地主经济”等“非封建”的秦汉至明清称之“封建社会”,又经由1929~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,使这栽泛化封建不益看借着“马克思主义史学”之名,逐步普被中国。而这栽泛化“封建”,既背离了“封建”古义与西义,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。通览马克思论著,尤其是晚年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即可发现,他指斥历史单线进化论,一向致力于对中古世界多途演进的钻研,分别意以西欧模式套用东方,指斥滥用“封建”,认为土地解放营业的非贵族式土地一切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,中央集权君主独裁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。

由于复杂的历史因为,泛化“封建”成为“日用而不辨”的史学术语,其实,它在新旧名更替之际陷入了概念误植,造成中国历史述事的杂沓。钱穆称之“因噎废食”,侯外庐更将“封建”的误译厉厉指斥为“语乱天下”④,并非太甚之辞。

术语厘定,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需要前挑。对于任何学科而言,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、内涵精准、外延清晰的术语(尤其是中央术语,或曰关键词)。倘若“生产、生产力、生产有关、商品、价值、市场”等术语的含义杂沓,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。有了“细胞、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”等术语实在立,植物学方能够成为一门学科。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重要。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题目的商议而言,之因此永远聚讼未决,重要因为之一,便是“封建”等中央术语(关键词)的概念异国厘清,义项未能获得相通。

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老师(1893~1969)所称之“封建”,虽纳入“五栽社会形态”之中,却仍与旧名本义(封土建国)保持有关,范老频繁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,一定“分封诸侯时,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手段”。⑤徐中舒老师等也持西周封建说,仔细了“封建”概念的古今一向和中西通约。

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老师(1892~1978)、翦伯赞老师(1898~1968)所称之“封建”,则屏舍旧名本义,加以泛解。郭老将土地“归为私有”、“地主阶层显现”、“独裁帝制竖立”等与“封建”本义相通反的要素行为“封建制”的内涵,认为“废封建,立郡县”的战国时期“最先了封建社会”,称施走君主集权的秦首皇为开创“封建制度的元勋”;翦老师曾主西周封建说,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,称秦孝公“废井田,开阡陌”竖立了封建社会。⑥这些论说中的“封建”既远离“封土建国”古义,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(feudalism)的含义相往甚远。

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老师(1903~1987),力辩“封国”并非封建制,认为“周代封国之因此不及认为是封建,重要由于它异国‘墟落为起程点’的经济基础”,可见侯老师是把“农业经济”“自然经济”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“封建”的重要标准⑦,其对“封建”作泛解也是清晰的。

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(1902~1982)、唐长孺(1911~1994)、王仲荦、何兹全(1911~)等老师不赞许将“封建”泛化,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、门阀制度、佃客的人身倚赖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,这是以“封建”本义为基点,再作引申,兼容古义与西义。⑧尚、唐、王、何诸老师所注释之“封建”,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,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相符。

以上诸家自主标准,各说各话,莫衷一是。这栽中央术语内涵歧异、义项多设的商议,一定显现联相符议题之内“概念纷歧”、“论旨迁移”的逻辑前挑题目,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。自然,由非学术因素作用,益似也能够达成某栽“共识”(如联相符为“战国封建说”,将周末至明清称之“封建时代”),但那栽“共识”只能是暂时“多服”的伪象。

在联相符词形下,旧名变新名,不乏因革正当的良例,如“科学”、“革命”、“共和”等等,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有关,又有相符理的引申,并与对译的泰西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。⑨然而,大半个世纪以来,“封建”由旧名向新名转换,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——

甲、封建泛义(土地能够营业的地主经济、中央集权的独裁君主政治)不光与本义(土地由封赐而来,不得转让营业,政权松散、诸侯林立)脱钩,而且同本义指使的倾向相通反;

乙、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(封土封臣、采邑领主、人身倚赖、超经济褫夺)大异其趣;

丙、汉字词“封建”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挑供的意义空间,全然是外在强走注入的。

用如许的新名“封建”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“封建制度、封建社会、封建主义、封建时代”等等,也随之偏离正途。于是,由于关键术语失准,一部中国历史的重大述事,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。由此起程,史学界永远探讨的“中国历史分期”、“中国封建社会内片面期”、“封建土地一切制形势”、“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”、“中国封建社会为何永远一连”诸题目,都匮乏议论得以健康睁开所必需的邃密的概念坐标系。

可见,新名“封建”概念的实在性题目,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修建,兹事体大,笔者不得不沿“《春秋》质问贤者”故例,考究笔者相等羡慕的某些进步学人在那里失足,推原此一新名“形义摆脱”、“名实错置”的症结所在。

在追踪题目的来龙往脉之际,有一点似可预先倾轧:令“封建”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,或不谙西语及泰西史,方造成概念误植。原形上,将“封建”概念泛化的老师,大都饱读诗书,自然清新“封建”的古义是封土建国、封爵建藩;他们又多半娴熟西文、西史,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、采邑庄园,并不疏远。故“封建”泛化,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、西义,而是另有缘由的。因此,“封建”概念被泛化,不光是一个语义学题目,更是历史学、文化学题目,能够总括为“历史文化语义学”题目。故单从词语角度商议“封建”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,只廓清了论题外围,而尚未升堂入室、直逼要害处。

了然于此以后,笔者决计另辟蹊径:在确认“封建”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,梳理“封建”概念演绎的轨迹,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钻研,考察这个正本创制于中国,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,反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详细过程,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(如清民之际、五四时期、大革命战败后几年间)的社会—文化生态,以及在此栽社会—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。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,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“封建”被泛化的社会—文化因缘。末了,挑供一栽改良设想,供诸君参考。

一位说话学者说:“词义属于说话学周围,概念则属于逻辑学周围。”⑩笔者试图经历对“封建”从旧名向新名变化过程的辨识,为永远困窘于“名不正而言不顺”的中国古史分期商议挑供一个厘清概念(正名)的思路。

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,中国历史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“封建制度”,而是由宗法制、地主制、独裁帝制综相符而成的社会形态。

(一)“宗法制”、“地主制”、“独裁帝制”共存并走

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,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,但“宗法制”、“地主制”与“独裁帝制”三项要素贯穿首终。

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,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、自律形态,所谓家有庙、祠有产、宗有谱、族有规,挑供了宗法制的作古网络。竖立其上的宗法不益看念,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,由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等德现在组成的宗法伦理,为朝野所共认同遵。宗法制被地主制、独裁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。

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,是秦汉至明清间幼农社会的常态性制度,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,选举、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,官僚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,均深植于地主——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。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,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,此制奠定了独裁帝制的宽阔浓重的物质基石。

独裁帝制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,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,所谓“汉承秦制、宋承唐制、清承明制”,表现了独裁帝制及其各有关制度的强劲一连力。帝王“以制命为职”(朱熹语),响应帝王意志的“诏令”经历垂直的官僚体系布达四方,经由郡县制、流官制,实现中央对广土多民的掌控。朝廷又经由选举、科举,君主与百姓对接,从而扩大了独裁政治的社会基础,具有起伏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医生阶层,是高度松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相符的力量。

“宗法制”、“土地私有制”与“独裁帝制”三者并非自力并列,而是互为外里、彼此补充的,它们相与共生、浑然一体——男耕女织、土地私有、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,是宗法制与独裁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,又被其反哺并受其珍惜。

集权而又起伏的官僚政治与自如自律的宗族机关形成二重结构:在走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,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普及而富于韧性的网络,形成国家“独裁权力”与“社会下层权力”的彼此分工,“国法”与“人情”的相互契相符。11这栽“宗法—独裁”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—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。

官学私学并存互动、学仕一体的文教—选官体制,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念格局,都在上述社会结构、经济形态内繁衍,并为之教育人才、挑供不益看念撑持。

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,具有坚强的延传能力。直至近代,在工业雅致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,宗法独裁帝制才逐步解体,行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向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。

(二)秦以下社会拟名:宗法地主独裁社会(简称地主社会)

综论之,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,在中国永远一连的,不是渐居次要的“封建制度”,而是由宗法制、地主制、独裁帝制综相符而成的社会形态。在西欧、日本有典型外现的封建化的三特征——农人农奴化、土地庄园化、政权多元化,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大势与之背反,故秦汉至明清冠以“封建社会”,隐晦不得要领,而称之“宗法地主独裁社会”,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机关、经济结构、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。

自然,若能在三要素之上拟一总名,方称全解。参酌“仆从社会”、“封建社会”(非泛化的)、“资本主义社会”等历史段落的命名,均取该时代社会经济结构最中央的要素作标志,如“仆从”(该时代创造者的主体为丧失人身解放的仆从),“封建”(该时代施走“封土建藩”“封土封臣”的政治、经济制度),“资本”(该时代社会经济维系于资本的营运与增殖),皆画龙点睛入之词。而秦汉至明清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是田土私有的地主——自耕农制,简称地主制,此制又是这暂时代的社会制度(宗法制)、政治制度(独裁帝制)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,故这两千余年中国社会似可简称“地主社会”。此别名现在较之“封建社会”更切近秦汉至明清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实际;较之“独裁社会”的偏于政制,更能昭示此一社会形态的内心。

对于此一拟名,笔者不敢自是。这一点睛之笔,还须求之巧妙,并寄看于异日。

注解:

①邓晓芒:《中国百年西方哲学钻研中的十大文化错位》,《世界哲学》2002年增刊。

②冯天瑜:《“经济”概念误植考》,日文本,载国际日本文化钻研乜ン夕一编《日本钻研》第31期。

③冯天瑜:《新名辨析——以“经济、封建、玄学”为例》,载《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》,崇文书局,2005年版。

④侯外庐:《论中国封建的形势及其法典化》,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(上)》,人民出版社,1987年版。

⑤范文澜:《关于远古历史阶段的商榷》,(延安)《中国文化》第1卷第3期,1940年;《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题目》,《中国科学院历史钻研所第三所集刊》1954年第1集。

⑥郭沫若:《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议》,《新建设》1951年第4期;翦伯赞《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》,《历史钻研》1959年第6期。

⑦参见《中国古代“城市国家”的首源及其发展》,《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(上)》,人民出版社,1987年版;侯外庐《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》,《历史钻研》1956年第8期。

⑧尚钺:《如何理解历史人物、事件和表象》,《教学与钻研》1956年第4期;何兹全《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题目》,《文史哲》1956年第8期;唐长孺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2年版。

⑨参见冯天瑜:《新语探源——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》关于“革命”“共和”“科学”等新名生成的论述,中华书局,2004年版。

⑩曹炜:《当代汉语词义学》,学林出版社,2001年版,第13页。

11黄宗智:《民事审判与民间协调:清代的外达与实践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8年版,第213—219页。

12《辛亥革命》原料丛刊第8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1年版,第183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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